读 乐

前郭县长山镇蒙古族中心小学校  丛慧

     熬至午夜，相继读完两本书。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以及（德）乌韦.蒂姆的作品《虎啸鸟》。习惯在同一时段交替读两三本书，穿行于各色的文字丛林，思绪也便随着文章的内容腾挪跌宕。正如喜欢多种洗发水穿插混用，或清新淡雅或馥郁浓烈，芬芳无定，皆是乐事。

《岁月与性情》是本旧书，零五年买了来，是周国平的一部心灵自传。以前读过他的随感集《人与永恒》和译著《偶像的黄昏》，很欣赏这位富有人文精神的文人。称其为文人，因为他的哲学论著文采激扬，而文学作品又富含深刻哲思。他说，我从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没有虚度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简单说，他所追求的是做一个有灵魂的人。所以研究生毕业后，他与把人的意志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的德国哲学家尼采一见如故。

儿时的周国平是个敏感到有些病态的孩子，他既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又拙于应付外部世界。前者引导他沉浸于读书写作中的智性生活和以性爱亲情为主的情感生活，并从中获得人生的乐趣。后者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他对外在功利的淡泊态度。书写本书，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凡可说的一定要讲真话，不可说的则保持沉默。感动于他在青葱岁月里与挚友郭世英的相知相惜，共同的兴趣爱好---阅读使二人在动荡的年代缔结了一份真纯的友情。十七岁的周国平刚踏入北大哲学系，便幸运地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也是一生中梦得最多的人---郭世英。郭世英是文学大师郭沫若的儿子，是一个有智慧、有思想、有着超自我意识的人。他经常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充实。在郭世英的影响下，抱着做学问的理想的周国平逐渐意识到：学问不是第一位，生活本身高于学问，做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比做一个学问家更有意义。郭世英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却因对精神事物过于执著，而常常陷入痛苦。当时与郭世英一同创办地下手抄刊物《X》的有张鹤慈、孙经武等。几位年轻人的性格特点都是多思易感，在接触了西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后，对现实生活的文化专制感到无比压抑和痛苦，表现出极强烈的离经叛道倾向。他们的作品令周国平耳目一新，并给予他巨大的启示，那便是写作完全不必遵循时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探索，成为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X》被清剿后，郭世英等试图偷越国境，后在周总理的庇护下以自愿的名义到农场劳动改造。改造中，郭世英最终顺应了时代论调，摒弃狭隘的个人主义，准备投身到全面的社会实践中去。他在日记中呐喊：到工农中去，滚一身泥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于是他选择了农大。不过，这颗不被认同的灵魂终没能逃脱农大造反派组织东方红一伙仇恨的小分队的追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更可哀怜的是人强烈的精神本能的被压制与被改宗。

亲历文革的周国平深刻地指出，文革中一个个具体的悲剧都是由一只只具体的罪恶之手促成的，大背景是它们得逞的条件，但不是赦免它们的理由。文革只暴露了人性中的丑恶，丑恶的存在却不能用文革本身来辩护……他认为，好的男子汉本质上都是农夫，朴实、安静、沉湎于自己的园地，不管是音乐、绘画还是书籍。值得玩味的是他人到中年时的两度婚变。他评述自己第一段婚姻解体的原因是不够爱，与敏子的短途之旅只是本能的需要和对被爱的感激。而缘起于初恋的第二段婚姻，却令他内心感到现实的悲哀与生活的无情。曾经生死与共的爱人竟会变成大千世界中的擦肩陌路。当时的周国平正热衷于提倡婚姻的宽松理论时期。以他的设想，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两个人在生死与共的意义上只爱对方，同时各人保持与其他异性之间交往的自由，包括性爱交往的自由。当然，婚外性自由应该仅限于偶尔出轨。只是两人最初的偶有渐而演变为过度，超出了彼此的承受力，最终导致这段真爱佳话随着女儿妞妞的离世而夭折。周国平的日记中记录着雨儿的话：爱有其脆弱的一面，开放的婚姻是胡扯。人性都是趋乐避苦的，人性的弱点利用互相信任寻求快乐，最后就是损害爱。爱是要付出努力的，在这世界上谁也别想占便宜！婚姻是个复杂的问题，宽松也罢，捆绑也罢，想偷情谁也拦不住，但要看你是否珍惜现有的婚爱。感受第三段婚姻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周国平乐于承认，在婚爱问题上，他已成为一个开明的保守主义者。

手掩长卷，凝神静思。浮生若梦，又仿如一场旅行，风雨飘摇的生命之舟在岁月的长河中渐行渐远渐无穷。忠于自我，淡泊名利，周国平无异于学术界里的一枝奇葩，五十七岁的他依然不是博导，原因隐秘无需揣摩。他却笑言：“任何一个精神创造者的词典里，都没有‘退休’这个词，只要能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否退休，与我何干？”且以周国平之译作《偶像的黄昏》的作者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的话作为结束语吧！“自从我厌倦了寻找，我就学会了找到。自从我曾顶风前行，我便处处一帆风顺......”